值班大话君：秋深月影

　　哈外专培养了一批驰名全国深圳队与吉林队激战拉锯丨胜负难分的文学翻译家。

　　这对哈外专来说毫不奇怪。因为他们的老校长就是上世纪30年代翻译世界名著高尔基的《在人间》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王季愚和赵洵。他们在校学习期间两位老校长十分强调俄语教学与母语（汉语）教学并重。俄语教学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请来俄语语法和修辞专家任教。汉语教学专设语文教研室由著名汉语专家授课。王季愚本人就是曾经为商务书局标点二十四史的国学大师，经常亲自给学员授课。此外两位老校长凭着自己在文学与翻译界的威望聘请苏俄文学翻译大师戈宝权和著名作家常来学校小住，给学员讲座文学和翻译。两位老校长鼓励学员翻译文学作品并亲自修改指正。毫不夸张地说哈外专的学员除专职文学翻译家以外，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都具备翻译俄苏文学的资格和能力并有译作，多人被评为资深翻译家。

　　力冈 在我MK体育国苏俄文学翻译家中力冈的译作数量之巨、质量之高是全国译界所公认的，被称为是中国苏俄文学顶级翻译家。

　　力冈1926年生于山东广饶的一个贫苦家庭，一生多磨难。少年丧母，后因日寇侵华6岁流浪他乡，只能时断时续地学习。1948年他的家乡解放。22岁的力冈立即投奔解放区去济南华东大学学习。第二年他被推荐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和大众日报当编辑。50年他考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1953年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如愿分配到长江边芜湖的安徽大学（原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力冈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古城芜湖，如鱼得水潜下心来从事苏俄文学的翻译工作。截至1956年他发表了多篇译作出版了第一部译著《里雅柯夫小说集》，其细密的文思、优美的文笔吸引了读者的目光。正当力冈全力投入翻译生涯的时候，全国反右斗争开始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又迅即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这次他以一部精美的译著《查密莉雅》轰动译坛。不久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力冈因其译作倾向人道主义而被严厉批判，全家再次被下放农村。等到1978年文革落实政策而重回讲台时，他已过天命之年。此时的力冈因其翻译事业两次被严重打断而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他知道与他庞大无比的翻译计划相比，所剩时间不够了，于是他开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疯狂译书，译著一部接着一部面世，直到他1997年离世，翻译了20多部大部头的世界名著，多达700多万字，几乎把苏俄文学名著全部重译了一遍！在翻译界和读书界引起巨大轰动。

　　我们说力冈是我国顶级苏俄文学翻译大家，固然是因为他从数量上几乎遍译所有苏俄文学名著，从质量上部部堪称精品译作，更应该看到的是，他是在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俄文学名著已有众多中文译本而且其中不乏名家译作的情况下，所做的重译！

　　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界有一个特殊现象：苏俄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和质量都比其它外国文学作品要多要好，这与苏俄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倾心关注爆发十月革命的苏俄社会有关。这种关注程度甚至达到：对应每一位苏俄文学大师，都至少有一两位中国翻译家“专职”翻译他们的作品，同时也是研究他们的文学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的专家，用百姓的话说，他们分别是每位苏俄文学家的翻译和研究“专业户”。例如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是草婴，托翁的那种结构复杂、因果来回转换的长句子，草婴译得得心应手。果戈里作品的译者是满涛，果戈理那种定语成串的缤纷而流畅的长句子，他译得驾轻就熟。莱蒙托夫诗的译者是余振；莱蒙托夫只写了一本小说《当代英雄》，译者是翟松年，他们两位译过之后，几乎就不需要别人重译了。肖洛霍夫的译者是金人，他的译本所达的高度就是原作的高度，很难逾越。有的译者还会从他专攻的作家那里走出去，寻找另外一些他喜欢的、气质相近的作家，做些研究，并把他们的作品译出来。例如草婴专攻托翁的同时也翻译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等。还有一种情况也许是特例，例如屠格涅夫的作品由于传入中国比较早，更是由于他长于描述自然风光，那种抒情的句子太有诱惑力，所以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不同的译者所瓜分：丽尼译了他的《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译了他的《罗亭》与《烟》，马宗融译了他的《春潮》，巴金译了他的《父与子》，巴金还与妻子肖珊合译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他人例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周扬、高植和草婴三位都译过。这些译者所译的作品虽然不是他们的专攻，却都是苏俄文学的经典译作。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的文学翻译界从总体上说，对苏俄文学的关注程度和翻译水平都超过其它外国文学。翻译队伍十分强大，他们学养极高，多有雄厚的国学功底，又学贯中西，而且他们每个人和他们翻译的每部作品都有数量庞大素养很高的读者群。面对前人高山仰止的译作和同样高水平高品位的读者，任何重译都可能劳而无功！力冈就是在这种情况挑战“不可能”，决心对这些前辈们成功翻译过的世界名著进行重译！

　　必须说明的是，力冈的重译当然也包括两位老校长曾经成功翻译的高尔基的《在人间》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而且重译的第一部名著就是《静静的顿河》。从力冈的心里来说这绝不是对老校长的挑战，而是绿叶对根的报答，译得越好对老校长报答的越深！对其他老前辈的经典译作来说，也不是挑战，力冈是对书不对人，只是想尽可能完美地再现原著风貌和尽可能多的吸引扩大中国的读者群。这就是力冈重译的心态，也是他不顾一切奋力拼搏的不竭动力！

　　当然，只有决心和拼搏精神是不行的，最根本的是要靠实力！从一件平日里细微而又使人惊叹的小事上，就不难发现力冈的天才与实力：力冈翻译从不誊清，一稿而成。什么人能做到这样？力冈谈到他的翻译工作时说，“心绪不宁和思想紊乱时我绝不动笔。提起笔来就必须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力求做到像演员一样进入角色，分担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具体说，先掌握整稿意思，然后一句句细嚼，打好腹稿，吟哦数遍，再下笔一气呵成。” 其实力冈说的这些也只是表象，他的700多万字的译文都是这么写出来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实力！力冈的实力包括两点：一是具有超凡的思想高度，对原著主题思想的深刻理解、总体把握和解构、阐发水平；二是具有丰富的语言储备，形象、生动、精准、流畅的一流的文字表达能力。

　　力冈选择重译的苏俄名著都是以弘扬人性为主题的，只不过在中国长期受到思想禁锢，而把这个主题或明或暗地淡化了而已。力冈的重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能够紧跟时代，紧紧把握原著弘扬人性的主题思想，以此作为选择和翻译作品的标准。力冈认为，弘扬人性的光辉是文学作品的使命，唯此才是能够打动人心和最有生命力的作品。这是力冈翻译文学作品的思想高度。其次才是他的超凡的一流的文字翻译水平。

　　重译的第一部名著选择的是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这是因为哥萨克民族是多年诟病和蒙羞颇多的民族，无论是在沙皇时代或是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都曾充当沙皇及其余孽的反动打手。肖洛霍夫冒着政治风险通过这部小说为哥萨克民族正名，说明哥萨克是一个虽然凶狠却人性未泯仍有人性光辉的民族。力冈由始至终地贯彻这一主题思想，全面、细致、深刻地诠释哥萨克民族和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利的苦难命运和迷途而返。力冈译《静静的顿河》的时候，将自己完全融入作品中去了，相似的曲折经历和悲惨命运，不屈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使得力冈与格里高利惺惺相惜，译他就等于书己。难怪译作出版后，公众一致评论说：“力冈先生翻译的《静静的顿河》译出了小说的神韵，也译出了哥萨克人的灵魂”。这是对力冈译作的最高评价。力冈译《静静的顿河》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重译的世界名著，洋洋150万字，两年译成。新华社、苏联塔斯社、苏联《真理报》均做了显著报道，反响巨大。

　　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也是力冈着力翻译的，因为他认为这部名著所表现的正是人性的复活。在译本序言里，力冈写道：“弘扬人性，何罪之有？！文学以情感人，《复活》正是充满了深厚的感人之情——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愤恨，对贵族的憎恨，对革命的敬意，对官办教会的蔑视。这一切都表现得异常分明，异常强烈，异常真挚。译作反响很好，多家多次出版。

　　《安娜·卡列尼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也是俄国文学里程碑式的历史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从思想高度说，这是一部反映贵族青年的精神忏悔和觉醒的作品，也是描述19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问题的百科全书，被列宁称之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此外安娜的形象也被认为是文学领域至今未被超越的美的女性形象之一。一百多年来，《安娜卡列尼娜》的巨大成功不断地得到人们的肯定与高度推崇，成为俄国文学中的稀世瑰宝、世界艺术宝库中璀璨夺目的明珠。这是全方位考验译者思想、知识、审美、语言、智慧的文学巨著，力冈的译作胜任以对，经典地体现了托翁原著的神韵、风骨和美貌！

　　力冈翻译的又一部长篇名著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反映的是在斯大林时期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颂扬的是人性的伟大。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早年受到布哈林的青睐，布哈林失宠后，从1935年起斯大林用已死五年的马雅可夫斯基代替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地位。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的影响超过苏联国内许多走红的作家。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他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招致国内文学界的嫉恨，禁止出版他的诗作和小说，并于1949年逮捕了他的崇拜者和知音——苏联作协刊物《新世界》的女编辑伊文斯卡娅，罪名是她把《日瓦戈医生》秘密投送到意大利出版，并审讯她交代帕斯捷尔纳克反苏言论，遭到了她的拒绝。相同的政治和艺术观点使她与帕斯捷尔纳克成为恋人。力冈坚定地将这部著作翻译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曾经在一次会议上以《力冈译日瓦戈医生与我的创作》为题发言说，虽然她从未见过力冈先生，但通过译作已与力冈先生神交已久。力冈先生翻译的《日瓦戈医生》，她常备案头，并作为指导其创作的“圣经”，成了她人生最重要的两本书之一，并且她正以翻译家为主人公，构思一部长篇小说。

　　被西方誉为现代《战争与和平》的苏联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又名《风雨人生》),也是力冈着力翻译的作品。作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他的《生活与命运》，被苏共意识形态执鞭苏斯洛夫称为“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本书是1946年创作20多年后拍摄成缩微胶卷偷运到瑞士于1980年出版的，引起世界轰动。本书通过沙波尼什科夫家族在卫国战争时期的遭遇，再现了斯大林时代整个苏联社会的全景，有评论说:“读了这本书，深圳队与吉林队激战拉锯丨胜负难分你就知道苏联是怎么回事”,“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了”。作者是苏联《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四年，大量报道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线战况，以非凡的人道主义勇气，描绘了在战争和极权双重碾压下的心灵史诗。人们把这部小说誉为现代《战争与和平》，而瓦西里·格罗斯曼却远没有列夫·托尔斯泰那么幸运，他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凶险的多。1960年作者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后，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 年在安德烈·萨哈罗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运出苏联。1980 年代初，《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三十多年来这部著作已成为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必读经典。力冈毫不迟疑地将小说译成中文版介绍给中国读者。

　　早在力冈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译坛不久，便以一部精美的译作《查密莉雅》轰动译坛。原著作者艾特玛托夫还是一个比力冈年轻两岁的尚不知名的青年作家，力冈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译成中文后,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感化灵魂的道德力量，深深地打动了广大读者。未曾料到的是，力冈翻译的《查密莉雅》在中国引发的轰动，竟然传播到苏联国内，甚至奠定了原著作者艾特玛托夫在苏联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质是蕴含于文学作品中人性光辉的伟大召唤!

　　力冈的译作极为传神,他深入到每个人物的内心,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完全进入角色,甚至不能自拔,而且文笔形象、生动、流畅,充满活力和诗意。他翻译的俄罗斯作家卡里姆的《悠悠儿时情》,以充满诗意的抒情笔触,翻译充满诗意的感人故事。著名作家刘白羽读了非常激动,他说犹如“受到圣灵的诗的沐浴。”

　　著名作家冯德英说，力冈的每一部译作都像是蜜和酒，甘甜芬芳得让你陶醉其中。当他读力冈翻译的艾特玛托夫他的作品时，甚至能闻到成熟的庄稼和干草堆的味道”。

　　诗人桑克在《南方都市报》上如此评价力冈翻译的《含泪的圆舞曲—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我享受你们恩惠14年了，我向你们鞠躬。”

　　著名作家张承志在读了力冈译的《艾特马托夫小说选》后，感慨地说：“我恨不得倒背如流！”

　　著名翻译家杨武能对力冈倾心于翻译事业，惺惺相惜，钦佩不已，称他是以九死不悔的毅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为介绍俄罗斯文学献出了整个生命的大翻译家。

　　力冈译书主张弘扬人性的光辉，做人也同样身体力行。

　　力冈年轻时非常俊美，儒雅灵秀。1957年当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下乡参加劳动改造的时候，在芜湖周边地区的许多场所他都留下了“劳动改造”的身影。面对无论怎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他却能够顽强地坚持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批斗时，坚决不说假话，不加害于人，造反派要他跪下，他反而将腿站得更直，决不低头，决不跪下，当棍棒打在身上时，越发豪迈挺胸，直到被打倒在地！当祖国拨乱反正，迎来新时期的良好发展机遇的时候，他立刻焕发青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重新投身到文学翻译事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忠于职守，任劳任怨，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假期，或是大年初一，跨进他家门的时候，总是看到他在伏案工作。一部部文笔清畅、韵味悠然的译作从他的笔下流出，流入读者的心田，读者形容读他的译作，“如饮甘泉”。力冈的夫人徐家瑶说，力冈走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留下，只是挂念着还没有译完的《罪与罚》。他分明是累死的。1997年春节，72岁的力冈因肺癌去世。他不抽烟不喝酒，却得了肺癌。他不爱玩，没有应酬，真真切切地以翻译为生命。力冈淡泊名利，活着时从未获过任何奖励和荣誉，也没有显赫头衔，死的时候更是冷冷清清，连一纸讣告都没有。力冈研究了一辈子俄罗斯文学用一流文笔译介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等人的名著，影响了几代人，却只在去世前作为自费旅游者去了一趟俄罗斯！力冈寡言少语却心有大爱。六十年代，力冈的妻子突然患病，临时叫了一辆黄包车，等到力冈扶着妻子坐上车，才发现车夫是一位大约有六十来岁的老人。他慌忙跳下车来，接过黄包车自己拉了起来，让老人跟着车子走，到了医院照样付给老人车钱。力冈乐于助人，心地善良，重义轻利，扶幼助学。

　　1985年的时候，力冈所在的安徽师大有位青年教师月薪只有50元左右，经济并不宽松。力冈知道他就要离开安徽师大，到杭州深造，事先没打招呼便来到他的宿舍，拿兴出一个存有7000元的活期存折，递给他说：你现在需要用钱，尽管取出来用吧。这位青年教师只取了其中的300元钱，到杭州后买了必备的书籍，决心以自己学业的进步来回报先生。在那个年代，无论是7000元或是300元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2007年力冈逝世10周年的时候，他的学生在杭州举行了纪念大会。众多译界人士和读者参加大会，追悼和回顾力冈。

　　王士燮 1932年生于吉林省，50年代初考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俄语。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酷爱文学翻译，从教师和编纂俄语辞书的岗位上脱离出来。他翻译的苏俄文学作品数量上不及力冈，但质量颇高。特别是他翻译普希金的诗作被我国诗界的译者和读者甚为推崇。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奠基人，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着崇高的地位。普希金的抒情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这是因为，这些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悟，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他对俄罗斯大自然的描写，致友人的诗篇，浸透了真挚的情感，能拨动读者的心弦，并给人以无限的美感。他的抒情诗已成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瑰宝。特别是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是他的诗作精华和代表作。早在1963年王士燮就将《叶夫根尼·奥涅金》翻译成中文版，但因下放插队，接着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译作被长期搁置。期间他不断吟诵修改，终于在1982年首次出版，引起译界前辈翻译家的关注和好评。著名老翻译家戈宝权如数家珍地将王士燮翻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列为自三十年代以来的第四个中文译本。

　　多年来译界普遍认为，翻译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难度很大。主要是因为它是很严谨的格律诗，普希金在这个长篇诗体小说里独创的14行诗的韵律严谨，被称之为“奥涅金诗节”。中国的文字不是俄文,而且在音韵上音节上,和欧洲的文字有根本的差异。如果勉强顾全音韵的格律,势必将要牺牲语言的纯朴, 取形体而舍精神、以韵害诗、以词害意，每个译者都遇到这种难题。中国译界对王士燮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评价甚高，认为他对普希金的诗作理解深刻、表达精准、语言优雅浪漫，也包括对“奥涅金诗节”的处理比较得当。王士燮首先考虑忠实传达作者原意，特别是主要思想，根据主要思想定韵，而在次要的地方略作变通，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创造”。例如王士燮的译本多采取隔行压韵，更贴近中国诗的压韵方法，而著名翻译家查良诤以原诗的压韵方法为主，这自然不如隔行压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自然流畅。作为诗歌飞翔的两翼——音韵和意境、神似与形似，两者兼备。

　　王士燮译本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便是它的抒情性,集中体现在作品中27处之多的“抒情插笔”,其中,有作者对人物的贬褒,有对事件和场面的评论,有对往事的追忆;有的严肃庄重、富于哲理,有的尖锐激烈、锋芒毕露,有的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有的画龙点睛、入木三分;有些“插笔”与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息息相关、丝丝入扣,有些“插笔”,看似与人物或事件无关,其实并未离题。正是这些大量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抒情插笔”,扩大了作品的容量,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王士燮对普希金原著的主题思想也是把握的非常精准。例如对《叶甫根尼·奥涅金》第一章第一节奥涅金在宴席上饮酒的描写，很多译者都把奥涅金译成醉酒者，甚至译成花天酒地的酒徒：

　　在筵席上/他豪饮而愉健 /他心里真是那么安憩? (何茂正译)

　　在筵席间/他尽情地饮妄/可他真那么健康和坦然? (冯春译)

　　在酒宴中/他是那么狂放/难道这不损害他的健康? (郑铮译)

　　如此放纵,竟然安然无恙? (王智量译)

　　他如此花天酒地/纵情饮宴/是否依然故我?（其他译者)

　　而王士燮认为，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不是酒徒，他是为十二月党人的失败而借酒消愁,他是喝不醉的,甚至心不在焉,喝不下酒：

　　在酒宴上他为何心不在焉?

　　流露出一副清醒的模样? （王士燮译)

　　王士燮把宴席上的奥涅金译成因忧郁太深而无心喝酒，甚至众人皆醉我独醒，以此说明奥涅金是接近十二月党的人。应该说，这个翻译才是精准地反映了普希金的创作主题。

　　王士燮晚年60岁以后,翻译事业竟然进入高度兴旺发达的时期。这个时期以翻译苏俄著名长篇小说为主，多是世界名著。从时间上说，非常密集，集中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五、六年内：1997年翻译出版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历程》；1998年翻译出版了普里希文的《梅花鹿》；1999年翻译出版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2000年翻译出版了果戈里的《死魂灵》；2002年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烟》。几乎是一年一部！

　　王士燮翻译出版的小说和他七、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普希金诗作一样，受到译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这与他早年是哈外专的俄语教师，对俄罗斯语言颇有研究有关。例如对译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直译”与“意译”，王士燮认为，翻译必须尊重原著，严格按照原著的意思翻译过来，但是由于原著与译文两个不同语种的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不可能完全进行逐字逐句地直译，因此“意译”不仅被“允许”，甚至有时是“必须”的。而“意译”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再创造。王士燮认真研究了译者在哪些方面可以和应该进行再创作,并创作到何种程度? 他根据以往翻译工作的经验认为，属于原著内容方面的主题、情节、人物、环境四项，翻译的再创造性较小，主要是力求准确。属于原著形式方面的体裁、结构、语言三项，翻译的再创造性较大，特别是语言的生动形象性和语言的独特风格，这正是需要译者有意识地进行再创作的。

　　这是王士燮的翻译理念，也是他的翻译经验。这就不用具体地介绍他所翻译的每一部诗作和每一部长篇小说是怎么翻译出来的了。

　　陈殿兴 山东招远人，1928年9月生。1947年入哈尔滨外专学俄语，1949年留校任教。著名文学翻译家和外语教育家。

　　他的翻译作品主要有：匈牙利作家纳吉·山陀尔的长篇小说《和解》、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库茨涅佐娃的《尤利乌斯·伏契克》、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撰写的《列宁回忆录》(合译)、恰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未婚妻》(合译)以及《遥远的星光》、果戈里的《死农奴》（即《死魂灵》)等。他所撰写的译学论文主要有：《信达雅与翻译准确性的标准》、《论俄译汉中的句式选择》、《瞿秋白翻译艺术初探》、《俄译汉中词的翻译方法》概说以及《略论满涛的翻译艺术》。

　　从上述情况来看，陈殿兴并非专业文学翻译家，同时又是大学外语系领导。因此他每翻译一部著作，都要对翻译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例如翻译对原著的忠实性问题、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问题、加强翻译理论建设的问题、提高独立翻译和定稿能力的问题、博览多学勤于思考的问题、加强母语学习提高中文水平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和办法，都是陈殿兴在自身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非常真实、朴素、亲切、自然，然后用于教学，再指导翻译实践。

　　陈殿兴 早在哈外专学习和工作的时候，就在老师的带动下开始翻译文学作品。1949年毕业留校任教，不久离任想到北京译书，不料在沈阳被截留，参与创建沈阳俄专，1958年俄专合并于辽宁大学外语系，遂被留任辽大外语系，开始了一辈子从事文学翻译与教学研究的生涯。

　　刚来沈阳时，帮助哈外专初创者、东北民主联军外事处长、长征和延安时期老干部、翻译家卢镜如校改她的译作，受到好评。又受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翻译苏联教材《中世纪史》，受《东北中苏友好》杂志编辑部的委托与高莽合译苏联作家写的《毛泽东的故事》。陈殿兴在与东北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和杂志社的合作中，頗得各方好感，并在他们的建议和支持下，翻译出版了第一部苏联长篇小说《和解》。这是1951年荣获斯大林奖金的作品,三万多字,写的是匈牙利农业合作化中发生的故事,当时我国也正在进行农业合作化。小说先在《东北文艺》上连载(1952年),1953年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去重印。这本书译完之后,正值《茹尔宾一家》轰动苏联,他们又建议陈殿兴与著名作家徐立群合译《茹尔宾一家》。

　　到1957年反右前,陈殿兴已译校了十几本书。反右斗争打断了陈殿兴的翻译事业,不再发表任何东西了,于是他抓紧时间读书,有时也译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短诗用以消遣、练笔。过了十几年,陈殿兴又有了发挥专长的机会。1972年辽大外语系接受了中央下达的翻译国别史的任务,我被派到了翻译组,到1980年为止,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陈殿兴校订了《巴西史纲》、《巴特列与乌拉圭的历史发展过程》、《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列宁文稿》第7卷、《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10卷,共计二百多万字。

　　改革开放以后,翻译工作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陈殿兴的翻译工作也进入高产时期。但是他作为辽大外语系主任，没有忘记不间断地总结自己翻译工作的实践经验。他说，“1950年下半年我译了一本小册子,拿到东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看过以后,说我的译文没有错误,但要看两三遍才能懂。这件事使我认识到逐字死译的路不能再走了。大概是在1953年左右,我偶然读了苏联出的一本《翻译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使我大开眼界,彻底摆脱了逐字死译,走上了直译意译相结合的道路。出版《茹尔宾一家》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就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邀请著名翻译家金人翻译这本书,但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看过我们以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办法译出的稿件，认为质量不错,可以跟金人比一比。最终的效果果然不错，没有使中国青年出版社失望。此后，我又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办法译了小说《尤里乌斯·伏契克》。书译完的时候,上海某出版社已出了一个译本。可是当时代出版社的领导同志看了我们的译稿以后,认为仍有重出的价值,于是在金人译过之后又重出版了这本书”。

　　陈殿兴认为，搞翻译不能只偏重于经验，不能不学习翻译理论。但是搞理论的人写的东西又往往脱离实际,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玄，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搞了一辈子翻译成就非凡的翻译家说看不懂。我的学习方法是用自己的经验去检验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后再在实践中去丰富它。

　　陈殿兴还认为，搞翻译应该博览多学，耐住寂寞。他说，在他从事翻译和教学的四十年中间,我译校过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科普乃至外贸等方面的各种著作,每种著作都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对我都是很好的锻炼。但对我锻炼最大的是七十年代校订我系几位俄语教师集体译的几部著作,当时大家都把疑难问题留给我解决。我是翻译教师,而且资格又老,自然责无旁贷。我的基本办法就是动脑筋,查资料,留心学习别人的办法,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了解决《列宁文稿》第7卷中的问题,我两次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去查资料,两次加一起共历时五个月。为了解决《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10卷中的问题,我交稿前在商务印书馆整整住了一个月,到处查资料,请教专家。这两件工作给了我极好的锻炼,使我了解了什么问题应当如何解决。